发动的战争，输得这么惨，这些人不管是表面还是内心都是服气的，跟从强者本来就是日本人的传统，其实日本国内底层的农民过得日子，可能还不如华夏，而他们却是侵华日军最主要的兵源。”
野坂参三与来自延安的一个叫做“反战同盟”的组织从1940年初开始就在作战俘的工作，如今9个月过去了，他们的成绩斐然，一说到这里，“反战同盟”的骨干前田光繁和香川孝志便兴奋不已。
“通过上课、放电影、谈心等手段，我们在战俘当中建立了相当的影响，越来越多的普通士兵认识到了这场战争的反动性，一些积极份子用当众忏悔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转变，他们的带头作用像瘟疫一样传染了整个营地，许多人表示，要用积极的劳动来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赎罪，有些人甚至要求组织反战部队，投入到这场反侵略战争当中去。”
沈云对此表示鼓励：“我们欢迎一切反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志士，对于他们将酌情减免刑期，有突出贡献的人士，还会加以表彰。”
香川孝志作为前日本士兵，有着更迫切的愿望：“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喊话和反战宣传，华夏的悲剧在日本国内，如果有可能，我们愿意潜回国内，更多地宣传反战思想，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，他们很多家庭的孩子都死在了华夏，战俘营里的8万多人，在日本政府的口中，也是战死者，我们想揭露这些阴谋，让普通民众看到真相，他们一定会对政府产生不满，我们希望未来的日本，会是一个向往和平的国家。”
野坂参三也向她表达了类似的愿望。
“我与多田骏等高级将领做了多次交谈，他们内心其实已经动摇了，但痛恨的是掌权的军部和政府，对天皇还抱有期望，一直认为是那些人蒙蔽了天皇，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，这些人在注重阶层等级的日本军人当中有着很高的声望，如今，所有的尉、佐中低层军官都被赎回去，只有他们几个留下来，声望不降反升，一些比较顽固的士兵或许不会听从我们的宣传，但肯定会聚集在他们身边，双方就有了合作的基础，如果我们能将这里的8万老兵通通转化过来，就是三到四个野战师团的实力啊，将来一旦有机会反攻本土，他们会是插入法西斯政权的一把锋利的刀！”
日本红党最大的问题就是组织能力不足，没有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队伍，野坂参三从莫斯科来到延安，亲眼看到了华夏红党是如何从一无所有到强大起来的全过程，几乎同样的社会结构，也为他们打开了思路，从统治力量薄弱的乡村着手，建立起自己的武装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，一步步扩大根据地，最终夺取全国政权。
对于他们的愿望，沈云表示了谨慎的欢迎，因为事情太大了，几十上百个鬼子都好说，这可是8万人，3-4个师团啊，谁敢保证不会成为反戈一击的毒瘤？
电报请示刘开放的结果让她有些吃惊。
“来电悉知，日俘问题，大可放手去做，作战部队之请亦可考虑，此为大大有利之事也。”
她不知道刘开放哪来的这么大的信心，还是盛玉华心细，随后来电向她做了解释。
原来，刘开放认为，自己所了解的倭人有一个特质，一旦为强者所征服，就会义无返顾地追随到底，对同族都能毫不犹豫地下手，其忠心程度，比本族人更甚。
在滨海区的所有日俘，包括那20多万开拓团的移民，都是被日本政府无情抛弃的棋子，他们在国内的亲人得到的消息是一纸阵亡通知单，哪怕反水回到国内，也会被人瞧不起，可以说，完全断绝了后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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